周俊锋 | 乡土怀旧、诗人手艺与语言符号的空心化

乡土怀旧、诗人手艺与语言符号的空心化

周俊锋

(西南大学 中国新诗研究所,重庆 400715)

[摘 要] 传统的乡土记忆不断被改写,当代文学充盈着文化自信走向世界,最后仅留剩本土经验不断消逝的背影。乡土联结作家所向往的生活意义的源头,技艺膨胀的同时记忆却正在消退,作家对乡土经验的书写不同层面地流露出一种心理的焦灼与失落,当代诗歌的乡土经验写作愈来愈面临语言空心化的危险。文章从技艺与范式的角度,结合文本阐释当代诗歌乡土经验写作面临的困厄,论及乡土经验写作中主体的自我呈现与精神对话。乡土不断被解构和辨认,当代社会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仍然拘囿于传统的城乡二元体制而未能拓展足够开放的格局,诗人的手艺愈是精致,丢失质料和痛感的乡土经验写作愈是加深了与当代社会思想的隔膜。

[关键词] 语言;怀旧;乡土经验;智性抒情

乡土历久而弥新,当前的汉语诗歌写作与批评热衷谈论的“乡土”却在不经意间发生着某些改变。以本雅明论及的“灵晕”对照当代诗歌的乡土经验写作,“过去的乡土”在与我们渐行渐远的视野中被置于神龛,当代诗歌反复咀嚼的乡土符号似乎已然遍布青苔或铜绿。技艺当道却又价值离散的乡土经验写作已然构成乡土文化实存的一部分,“今天的乡土”鼓着怀旧的风旗自鸣得意地走在温软而精致的语言路途上。英语语义中“怀旧”(nostalgia)是指长期流浪在外乡,因怀念家乡而生的病,一种怀旧病。怀旧,作为人们对自我本体的存在进行印证与确认的一种绝佳方式,恰如刘小枫谈当下的时代生活,“人对于自身如此地困惑不解”[1],农耕文明的深远影响以及迈入现代都市生活之后罹患的不适应症,使当代人群比此前任何时候都要敏感而焦虑,琐屑化的精神生活带给现代人群更多的不确定因素,这种对个体命运的疏离正是海德格尔所言的“离家”状态。时代和现实总是如此匮乏诗意,因此在诗人这里,语言成为一种触发普遍情感的启动媒介,“土地”和“农民”指涉一种原乡的想象和归家的渴望。乡土与怀旧悄然间已经渗入时代与个体的情感结构和认知方式,甚至连漫漶天空的雾霾似乎也早已浸染着怀旧的因子。

现阶段对乡土文学与乡土诗歌的定义略嫌繁杂,对当代乡土诗歌的谱系进行梳理并非此篇文章的有限篇幅能够细腻讨论和解决的问题。从乡土经验这一考察对象来看,写作中主体的自我呈现以及与时代展开的对话关系更应引起我们的关注。文章拟从“怀旧”的批判性入手探讨写作的主体性与技艺性问题,呈现诗歌写作主体差异化的情感结构与感受图式,以此管窥当代乡土诗歌写作的语言内核与精神旨趣。

一、批判性怀旧:乡土的游离或意识形态化

本雅明的怀旧理论富于文化批判精神,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一书中,本雅明对波德莱尔的思想及“怀旧”主题进行针对性探讨。围绕怀旧,本雅明理论着重从三个对应的维度展开:技术和灵晕、震惊和经验、批判和救赎,着意对机械文明与工业文化进行必要反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历史连续性发生断裂导致文明危机,本雅明的研究转向了具有浓厚乌托邦形式的审美经验领域”[2],机械复制技术的兴盛将传统艺术带入“灵晕”消逝的时代。技术与艺术的矛盾,使得技术复制时代下的灵晕被摧毁,旧有经验与现实体验二者相互脱离,意义和存在之间的矛盾无法得到调和,怀旧主题的讨论拓展了乡土文化命题的时空图景。

乡土经验和怀旧主题凸显的是一种批判性的反思,而不是简单意义上对乡土的追溯和重现,不加思辨地对乡土经验进行复制或叠加是毫无意义的。怀旧与追溯并不意味着简单的复刻,而批评与反思也并不意味着粗暴的颠覆,“如果没有厚重的文化根基和重建新诗精神的理想,对传统文化精神的怀疑和解构实质上就构成了一种破坏,因为一味地解构权威和传统势必造成诗歌精神体系的紊乱和平面化”[3]。乡土的灵晕在消逝和隐退的过程中,社会群体与个人的经验结构、知识阅历已然发生诸多衍变,如果生硬地强调将乡土文化记忆直接嫁接于现代文明与当代生活之上,无疑是欠缺理性考量的。本雅明对历史和经验的态度略显极端,认为文明的丰碑是野蛮暴力的记录,“它必须把一个时代从物化的历史‘连续性’中爆破出来,但同时它也炸开一个时代的同质性,将废墟——即当下——介入进去”[4],线性的历史观念无形中忽略了不同历史时期人的因素,乡土的“传统”在不同时代有着个性化的解读和异质性表现,这里的“爆破”更多强调的是一种批判与辩证的态度。本雅明指认历史经验的碎片化,但同时寄希望在废墟之上、在绝望之中重新修补经验日益破碎的世界。

乡土怀旧意识的复苏,或应归功于当代社会思想文化的某种需要。城乡对立及其背后的历史逻辑成为现代文化转型中摩擦不断的焦点问题,乡土记忆与都市文明的对立呈现出两种异质文化的悖谬,与其说是当代社会通过技艺书写重新凸显乡土经验的价值,不如说乡土经验的部分特质在一定层面上暗合当代文化的精神旨趣。与现代都市钢筋水泥相对峙的乡土记忆,成为当代社会遭遇疾患或病痛时寻求精神慰藉的良药,并被赋予民族共同记忆的“源泉或纽带”如此突出的地位,“文学的乡土成为‘真实’存在的想象性替代”[5]。在文学艺术领域,与现代都市文明异质的乡土记忆和原初生活不断被追溯与唤醒,乡土经验的内涵在当代文化眼光的检视中被反复淘洗。个体对文化传统的体认以及个体生存经验传达的对自然纯净、澄澈本真的美好祈愿,在乡土经验书写和想象中获得了替代性的满足。乡土与寻根相互勾连并指涉个体的自我认同,乡土情结成为“心理生活的焦点或者结点”[6],既能够促使身心的自我调和,又能够从个人性怀旧上升到一种集体层面的怀旧,通过族群认同的强调以增进民族文化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乡土已然具有意识形态化的魔力。

本雅明抨击灵晕的消逝,而在批判的同时对未来艺术的导向却暗含一定的激赏。值得注意的是,批判性反思与继承对于我们理解怀旧主题有另一层启示:在乡土经验写作中对逝去的乡土记忆进行历史追溯与想象建构,凸显为一种主体经验与文化选择,在乡土想象中重新确立乡土记忆的审美特质,但相对地剥离或弱化了乡土文化自身所包含的凝滞蒙昧、贫穷守旧等异质性内容。本雅明正视艺术的衰退与传承,强调知识传统的追溯和个人经验的禀赋,“要确知作品转手易主的过程,则需要从作品创作完成之地为起点,追溯整个的传统”[7]。换言之,怀旧不是单纯字面意义上的回溯和向后看,本雅明理论在机械复制时代之初敏锐地意识到未来艺术的发展趋向,强调历史时间下经验的传承与革新。陈晓明谈道:“乡土中国在整个现代性的历史中,是边缘的、被陌生化的、被反复篡改的、被颠覆的存在,它只有碎片,只有片断和场景,只有它的无法被虚构的生活。”[8]换言之,以当代诗歌为代表的乡土怀旧式的经验书写,客观上再造和构建着乡土文化的想象性崇拜,重新捡拾系列理想元素集合创造而成为“崭新”的乡土,正如王德威在《原乡神话的追逐者》一文中强调原乡神话本身的虚拟性和权宜性,“‘故乡’的人事风华,不论悲欢美丑,毕竟透露着作者寻找乌托邦式的寄托,也难逃政治、文化乃至经济的意识形态兴味”[9]。在追忆与遥想的空间置换、转移过程中,“乡土”的真正内涵却呈现出一种游离与阻隔,成为当代意识形态化的某种产物。

二、诗人的手艺:故乡母题的重复辨认

语言的劳作别有意味,“中国当代诗人对‘手艺’的认知,涉及自然美与艺术美、技术与艺术、技艺与生命、诗歌的形与质、语言本体与社会功能、写作与现实等之间关系的诸多命题”[10]。当代诗歌的乡土经验写作,逐渐从实体的故乡转为一种虚拟的故乡,故乡人事、故土记忆、故国情怀的抒写在某种程度上暗含智性与思辨的因素,智性投入与乡土经验的糅合极大拓展了“故乡”母题意象的抒情场域。“故乡”不断超越地理位置、童年记忆、城乡关系等狭义层面的理解,进而成为一种公共意义层面的“词语”,在更大的文本系统中得到普遍性的诗学辨认,在传统与现代、此在与漂泊、中西文化融合等问题上持续探询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着意构建一种个体与自身、时代社会之间理想的对话关系。

雷平阳不止一次指认自身的“云南血统”,雷平阳的诗歌中有着鲜明而直接的乡土意识,云南、昭通、昆明、蒙自、基诺山、布朗山、哀牢山、澜沧江等均被作为其诗歌词汇而重复使用。云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地域特色和神秘色彩较为浓郁,其诗歌也更加注意凝练和贴合当代社会转型变迁过程中人们普遍意义上的精神焦虑。《故乡的人们》[11]一诗在雷平阳诗歌中具有特殊性,诗歌的开头:

故乡的人们,死者和生者

我已经分辨不清

他们还在一起活着,互相穿插

彼此递烟,用一只土碗喝酒

甚至几个人同时爱着一个女子

诗歌谈及故乡人事,首先触及生与死二者的间隔,指涉故乡人们的生命意识和生活观念。在故乡的人们看来,历经的种种遭遇不论惨痛与麻木还是沉重与委屈,命运起伏无所谓悲哀和欢喜,大有一种生死通达的况味。然而,由此况味所建立的抒情基调,实则为诗歌下文预留了某种强烈精神冲突的可能,“死了又死”的悲哀难以言述:

修筑电站和兴建金融大楼

有多少死者的坟墓被挖开,一堆堆白骨

每一堆都乐于接受又死一次

多一次葬礼。

……

我当然知道,遗留在故乡的人

已经越来越少,故乡已经断子绝孙

田园将芜胡不归?父母垂死

胡不归?

抒情主体“我”清晰地指认出故乡面临的窘境,而造成这一窘境的幕后凶手实则是我们自己。建筑、经济以及相关的知识在无形之中“已经沦为无处不在的暴力”,合谋使故乡在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路途中变得惨痛而麻木,故乡已然成为一个死去的“故乡”。最为悲哀的事情是,“我”自以为清醒的喟叹和哀求,在人们眼中,“我”却和故乡一样被抽离了精神内核成为不知往何处去的鬼魂,“也是一个死去的人”。“我”的在场以及自身身份,业已融汇成为当代社会思想文化与知识流变的一个分子,这既是辛辣的控诉又是绝望的自白。故乡不仅作为一个地理标记,更代表诗人所向往的生活意义的精神原点,从这个精神原点生发的源头活水或可为濒死的“故乡”带来一线生机。雷平阳的其他诗歌如《挽歌》,把父亲墓前至今未遭涂改的碑文比喻成钉子户“再也不拆迁”;《在坟地上寻找故乡》喟叹过去一千年的故乡却被新建两年的厂房取代,“我”只能在清明坟地里找寻故乡;《望乡台》诗中写望乡的愁苦,“那么多眼瞎了,彻底沉默了/变成了土的亲戚”,故乡难以再还的悲怆从另一方面则印证人们对故乡的坚持与守望。从情感记忆重新拉回到现实空间,故乡在现代化高速公路的狂飙突进中愈来愈显现为一辆孱弱牛车的颤巍缩影;故乡的确正在衰落,但这是否意味着在世界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的蓝图里我们注定要付出的代价。

诗人张执浩在《欢迎来到岩子河》[12]一诗中,对故乡的追忆运用近似一种美术写生的手法:“起风了/来了一些水花/先前站立不动的鱼漂/现在慌张不已/埋头吃草的牛/走下河堤”,抒情主体将个体评判或价值取向移植于田园物象的背后,乡村写实从容而纾缓,故乡人事保有原初的面貌,然而这种静谧恬淡的乡土想象却潜藏着某种动荡与不安,“一阵鸡飞狗跳声”打破乡村原本缓慢的自然节奏和美好田园的幻影假象。诗歌从首句的“起风”到最后风的停歇,呈现出的不仅是时令气候的变化,更是乡土生活时空环境中人与事的社会变迁。在自然环境中,诗歌抒写乡村的“慌张”与人群(外界因素)涌入乡村之后摹画的“静悄”,二者形成一种内在的悖谬与张力。“静悄悄的河面上一只水鸭/在静悄悄地划”,当前环境中这样一种表面的寂静恰恰凸显出乡土与现实内在的冲突,在静与动的僵持和转换过程中,乡村始终无法规避现代社会带来的冲击,不得不作出相应的改变。原先环境中自然的轮转更迭,愈显得乡土宁谧如初,而现在的乡土想要固守安宁却早已面目全非,终究是回不到过去。但实际上,现代人群回望乡土时最终发现每个人都注定回不去故乡,这是必须坦陈的一种尴尬境遇。故乡似乎只是停留在写作想象和文本虚构中,然而写作本身并不意味着直接地抗拒现实诸种乡土记忆的消退,当代诗歌的乡土经验写作面向仍然具备直面现实的勇气,而不仅是保全过去的某种情感记忆。每个人无形中“正在拉开与故乡的距离”,也正如张执浩另一首《无题》[13]诗所写到的,回家最终只能成为一种可能的想象:

你们能看见的

是我回来了,带着被酒精浸泡过的舌头

蜷在你们的目光下

越来越像

回了家

故乡已然从地理意义拓展至精神或审美领域,甚至作为一种有效的诗学政治和文学神话不时地刺激着人们,左右着当前人们的认知与判断,作为感情羁绊的乡愁情结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学想象。从个人层面来看,童年的美好记忆或乡村的人事变迁浸润着人世浮沉与盛年不再的怀旧因素,乡土经验的抒发共享一种时空错置的背景氛围和感受方式。而在集体层面,乡土经验的书写往往移植于历史、地域等更加广袤悠久的抒情场域,边缘群体、去国经验、民族认同、文化差异等话题均成为广义层面的“乡土”写作资源。当代诗歌的乡土经验写作在智性投入和思想辨识的共同参与下,面对游移而泛化的乡土内涵,我们需要更多思索的问题是:乡土经验作为当代思想文化与知识结构的有机分子,如何与现代社会展开足够有效的对话,而对乡土的探询恰恰是我们对主体自身的精神探询。

“故乡”母题与诗人的手艺相互结合,当代诗歌的乡土经验有着更为丰富而复杂的写作面向,不同诗人呈现出差异化的感受方式和象征图式,吴晓东认为“这种‘诗性关注’的重心所在尤其能够提示诗人的感受习惯甚至审美习惯。夸张一点说,隐藏在这种感受和审美习惯背后的,是一种文化心理”[14],或者说呈现出的是特定时代与历史时期的思维方式或历史逻辑,即一种特定的观看方式。“故乡”意象与母题恰到好处地将时间与空间联结在一起,进行必要的经验压缩或旨意衍伸,古与今、小与大、远与近、中与外,故乡与异乡的二元并置以及二者之间固有的联系或羁绊、裂隙或隔膜、敌对或忿恨,往往易于检验并触碰主体自身或时代是否处于“离家”或“在场”的思想隐秘。某些时候,我们对“故乡”的热爱似乎成为一种掩耳盗铃式的奠祭,原乡的追述在驳杂的社会环境或话语语境的参与下,通过用“过去”来探询“现在”,执意用“回忆”来敷衍“现实”,本就心力孱弱的“故乡”死了一次然后接着又死一次。毫不夸张地讲,这或许已然构成机械而封闭的文化循环,一种乡土经验“死了又死”的悲哀与困厄。

在“故乡”母题的语言抒写过程中,时空的位移、错置、压缩将诗歌的刺激点放置于人际的紧张、环境的压迫、语言的失语、文化的冲突、精神的荒芜等现实问题层面,古与今、小与大、远与近、中与外在相互对比中呈现出显白或潜隐的冲突,关注的内核仍旧是个体与他者的对话方式与生存方式,包括不同文化、不同语言之间敞开对话的可能。故乡与异乡的位置,在文化冲突与对话交流的过程中发生着某种漂移,中心成为边缘,主体成为他者,或者说我们心心念念、魂牵梦绕的“故乡”是否已然容纳吸收了某些偷天换日的异域情调。文化的融通代表着一种可能的发展趋势,而实质上文化的冲突却又不可避免,伊沙的诗歌《张常氏,你的保姆》[15]是一个颇具典型性的文本:

她的成就是

把一名美国专家的孩子

带了四年

并命名为狗蛋

一把鼻涕的崽子

随其母离开中国时

满口地道秦腔

满脸中国农民式的

朴实与狡黠

真是可爱极了

现当代以来,语言与思想的国门打开之后,西化与抵制西化的争辩声就不绝于耳。诗中讲英语的美国专家成为西方强势文化的象征,而对应的保姆张常氏则被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代表,正如王毅的诗歌细读分析的那样,“对每一个用汉语写作和阅读的人而言,对每一个汉语人而言,甚至包括‘美国专家的孩子’,张常氏,就是‘你’的‘保姆’”[16]。或许“保姆”张常氏能够为我们重新指出一条语言归家与文化寻根的正确认识路径,那么在现代知识急遽膨胀的今天,我们又该如何为“故乡”或“传统”命名呢?倘若抛开诗歌的技艺角度而从价值维度来看,张常氏作为“保姆”的成功是否意味着我们在认识、处理传统与现代对话关系时的失策或乏力?当我们在面临杂芜的现代知识结构与文化经验的传承等问题时,恐怕不能够仅仅怀揣着张常氏那点儿胜利与喜悦来“教授”我们自己走好当前的道路。人们在传统与现代对话的历史进程中找寻失落的故乡,中西文化冲突及其本然的异质差异带来诸种后续的影响,反映在人们的知识教育、语言逻辑、学术思维、生活习惯等方面。欧阳江河在《汉英之间》[17]一诗中,借抒情主体冷静地辨认着汉英之间的差异,母语成为一种“故乡”的象征:

一百多年了。汉英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如此多的中国人移居英语,

努力成为黄种白人,而把汉语

看作离婚的前妻,看作破镜里的家园?

……

从一个象形的人变为一个拼音的人。

在张枣、王家新、多多、萧开愚、孙文波、芒克等具有漂泊或游历经验的诗人作品中,“汉语”母题或意象成为一类颇具感情重荷的词语。“汉英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从古代汉语到现代汉语的历史嬗变与文化转型,使得陈列于我们眼前的汉字在变得简单明确的同时,渐已丢失汉语自身的丰富意味,残缺不全,“掉下了一些胳膊,腿,眼睛”,语言与唇齿成为空旷的废墟。“以前吃书吃人”,而以后面临凋零失落的故乡和母语,仍旧挣不脱“吃书吃人”的饥饿与惶惑。汉英之间的博弈伴生着历史的荒谬,更伴生着愈来愈多的人们从母语和故乡出走以及摒弃我们共同的语言和词根,但却又无法寻觅到真正的精神之家并确立主体的存在。

语词具有魔力,乡土经验在诗人的手艺中有着繁复的变形和精致的趣味,然而围绕“故乡”展开的精神探询却将人们引入更深的焦虑与漩涡之中,对“故乡”的辨识显得愈加模糊而无法确认。于坚在《故乡》一诗中感喟,“从未离开 我已不认识故乡/穿过这新生之城 就像流亡者归来”[18];余旸在诗歌《还乡记》中慨叹,“人退走的地方/野草跟进!野草跟进的地方/虫蛇跟进。跟进!跟进!跟进!”[19]今天的乡村以及围绕乡土经验的诗歌写作面向愈来愈敞亮,在表面看来越走越宽广的道路却像是被逼迫进一条死胡同,诗歌中乡土物象的繁复陈列和象征模式无法真正勾连起个体与乡村经验之间内在的情感结构,故乡的内涵逐渐滑脱成为浮泛空洞的符号。

三、言述主体、智性抒情与颓废的诗学

理解本雅明理论中的浪漫主义怀旧,或可从选择性、认同性、逃避性等维度切入,怀旧是自我认同与心理趋避的个体化选择。怀旧指向的是一种心理年龄和生理年龄的不同步,个体差异化的选择以及认同感的强弱存在差别,这样一种个体化选择针对的是与主体心理发生关联或契合的既有经验,通过文学想象与经验移植打通过去、现在、未来之间的相互关联。从这个认识逻辑来看,乡土经验的重新发掘需要更新对写作主体的认识,写作的主体高于作者本身,写作主体的个性化选择与艺术创造应当具备足够开阔的文化视野。乡土不只是一种写作的资源,它作为一种“话语”在公共场域和更为开阔的文本系统中还具备独特的涵义,写作主体对当代社会乡土经验的衰微亟待足够的警惕与辨识。

客观而言,乡土经验的衰微是历史进化规律的自然选择,本雅明在《论波德莱尔的几个主题》一文谈道:“老式的叙事艺术由一般新闻报道代替,一般新闻报道又由轰动事件报道代替,这反映了经验的日益萎缩。”[20]那么当代诗歌的乡土写作与社会经验之间的彼此脱离,是否意味着其书写实践没有能够进入到乡土的“传统”中去呢?原生的、本土化的乡土经验日益匮乏,泥土的气息荡然无存,吴晓东曾指出“这种原生化的乡土经验和乡土叙述,构成的其实是20世纪中国世纪经验和世纪叙事弥足珍贵的一部分”[21]。方言、民俗、土语、风物等原初生活经验带有乡土的全部记忆和旺盛生命力,乡土经验的写作应该携有原初叙述人的印记,本雅明将其比喻为陶罐应该带着制陶者的手工印记。这就继续导出“批判和救赎”的概念,同样是乡土怀旧的主题,当代诗歌对社会精神生存和文化心理进行反思,检视乡村、田野、农耕等乡土记忆和思想资源,充溢着浓郁的乡土情结且创作实绩日益繁盛。然而在繁盛的背后,乡土经验的写作愈发呈现某种同质化与程式化的趋向,城乡经验的冲突对立成为其中一类典型的写作现象。

现代与传统的相互关系,习惯性地被简化为一种城乡关系来对待。当代社会文化转型以来,文学论述的重心从乡土文学逐渐向都市文学转移,乡土文学在全球语境中被“本土文学”的概念所遮蔽,传统的乡土论述存在“审美的、启蒙的、革命的”[22]三种理论倾向,同时面临意识形态、美学思潮或文学空间的断裂等种种压力。然而,对乡土文学和乡土经验的救赎应当建立在理解与同情的基础上,怀旧的“批判”实则凸显的是反思和承续,怀旧主题和救赎美学不是单向度上对机械复制时代的粗暴批评。伴随时代的发展,技术在新兴艺术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人们的情感结构与审美感知方式正在发生急遽的变化,无疑可以称之为观念与认知的“革命”。本雅明批评“灵晕”的消逝,同时对“技术”所引领的未来艺术发展暗含鼓励,当代诗歌的乡土经验写作具备足够的独立姿态和自我觉醒意识,最终将被激活并建构起现代艺术批判的思想内核。

在智性思维的拓展背景下,当代乡土诗歌处理象征和经验等问题的能力日臻成熟,但部分诗歌技艺在象征和经验之间过度抽象与晦涩,过分的跳跃带来诗歌意义的散乱游移,容易破坏一首诗完整的诗意结构,使乡土经验仅仅停留于诗歌发生的“背景层”,相对剥离了乡土的内涵而易于陷入语言空心化的危险。诗歌的智性抒情,使得乡土经验的表达逐步让位于诗歌的“理趣”,本体意义上的乡土经验内核被移置于文本背后。以杨键诗集《暮晚》为例:《乡村记事》诗中“一只病弱的山羊,像画中的耶稣/ 站在臭水沟里,为了我的成长/ 上坡上的残雪,仿佛未消的爱意”[23];《农民》诗中“我们的激情,刺伤了这里/ 也毁灭了我们自身”[24];《村民们》诗中“田埂上的蚕豆花/ 仿佛孤寡老人的眼睛”[25],通过山羊、灰斑鸠等特定乡村图景的描写凸显了乡土境遇下个体的真实生存,农村的成长带有阵痛与血肉感。对比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少诗歌的乡土经验写作,“乡土”更多地被视作一种象征符号,如“麦地”“村庄”“石头”“粮食”“耕犁”等物象的文化内涵和外延被逐步放大,甚至成为一种虚设的背景意象或概念意象。在戈麦的诗歌中,“那些闪光的麦芒/ 反射着麦种痛苦的黄金”[26]以及“麦粒坚实的内核漆黑如铁”[27]等诗性表达具有典型性,在海子《麦地与诗人》《麦地或遥远》、骆一禾《麦地——致乡土中国》、多多《北方的土地》,直至西川、芒克、柏桦、张枣、欧阳江河等人的诗歌创作中,智性因素的膨胀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着传统写实的乡土经验的直接“出场”。换言之,村庄、田野、耕犁、麦垛、狗吠、炊烟等乡村物象成为诗人面对当下文化思潮、政治语境的一个切入口,以此撬动并深入探讨精神层面的诸多问题,如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中西文化的冲突、主体自由与乌托邦想象等。过分放大的智性抒情和过于拓展的乡土外延,使诗歌技艺在某种层面上必然面临范式僵化的风险。当戏剧、对白、反讽、佯谬等后现代意味的话语方式被引入诗歌创作之后,当代诗歌“真实”的乡土经验逐渐被剥离抽空,对比原先田间、臧克家、艾青、穆旦、辛笛等诗人笔下潮湿而细腻的乡土经验,那种充满痛楚压抑的悲剧式情感内核渐已被置换成日常的乡土与温软的回忆。换言之,汉语的质地以及乡土经验书写的内核已在悄然间发生变化,作为诗歌共同体的“我们”一边迷醉于现代都市的电光石火,同时又不无轻佻地咂摸着乡村背影的恬静悠游,诗歌的书写俨然成为一种颓废的观看。因此,我们需要继续反思的是,“原有的范式则力图保持自己的主导地位,它往往不能容忍反常现象对理论的冲击,总要千方百计抵抗和消融反常”[28]。而旧范式已经不能继续适应时代思想与文化的需要,丢失质料和痛感的乡土经验表达仅仅成为浮泛的累积或单调的重复,对旧有范式的修补不能消弭乡土经验中的异质或反常,但也恰恰说明崭新的、智性的乡土经验抒写正在应运而生。诚然这是利好的消息,而过分执迷于智性投入和语言试验的乡土经验书写,容易瘫软成为一种谐谑、颓废的诗学游戏。

四、乡土符号的空心化与乡土抒写的可能性

科学技术带来现代艺术的根本性改变,乡土诗歌写作的艺术功能和审美价值在与当代社会思潮的相互碰撞中发生急遽的变化。乡土在农业价值、腹地价值、家园价值的认知结构上发生变化,“三者逐渐递进,也大致反映了认知主体逐渐人本化、功能视角逐渐人文化的逻辑”[29],陈仲义有类似的观点认为“新诗八十年来,乡土诗学的总体流向:风俗画——文化乡愁——家园意识三部曲,这三部曲同样也构成乡土诗学由浅至深,由表入里的互联互动三种结构”[30]。乡土沉积着祖先的耕作劳动与繁衍生息,附带着集体的生活经验与共同记忆,我们肯定乡土经验的日常化书写,但是在艺术的灵晕走下神坛进入寻常巷陌的路途中,机械复制时代以来的乡土文化审美空间正在急剧压缩,被市场文化和技术媒介挤压的乡土经验遂成为边缘化的产物,沦落成某种浅层而浮泛的艺术噱头,摈弃了乡土怀旧自身的审美价值与厚重感。不论采用“在乡、离乡、漂泊”[31]还是其他方式的抒情视角,没有审美价值引导下的乡土经验写作,只能从技艺层面拓展当代诗歌反映现实的容量和广度,却不能真正为当代诗歌在价值层面树立必要的尺度和标杆。当代诗歌的乡土经验写作在取得一些成绩的同时也面临系列的困境与考验,例如夸妄或浮泛的姿态、范式僵化的弊病、技艺创新的瓶颈、写作资源的枯竭等,显然这不是由单纯意义上的乡土生活阅历的缺失或写作技艺层面的匮乏造成的,而是当前时代的文化体系与知识结构未能被有效激活、需重新辨认乡土的内涵。就乡土经验写作而言,丢失痛感与质料的乡土抒写难以抵达思想辨识的足够深度,无法展开诗歌主体与当代社会的有效对话。

诗歌技艺的瓶颈是乡土经验写作发展到一定阶段必须面临和解决的问题,话语修辞的弹性逐渐丧失,经验与象征的游移变幻莫测,诗歌的技艺崇拜容易走入某种极端和误区。不少当代乡土诗歌写作似乎脱离了当下社会现实和文化境遇,过分私人化或冥想派的劳作往往加速造成乡土经验写作的资源匮乏。余旸在《“技艺”的当代政治性维度》中谈道:“崇拜‘技艺’,则意味着当代诗人们在坚持诗歌的独立性的同时,也将自己封闭了起来,或自我沉醉或仍凭写作的积习支配,不过方便地继承前辈遗产的守财奴而已,画地为牢反而窒息了诗歌丰富的可能性。”[32]乡土经验写作不是单纯对诗歌技艺的追求,更深层面包含着对当代社会审美价值取向的思考。当代诗歌的乡土经验写作已然将笔触涉及文化传统的惰性与根性问题,以开阔的视野观照气候变化、物种灭绝、环境污染等危及当代社会生存的重要命题,围绕乡土经验的写作和思考成为某种思维逻辑的进路,即“我们理解自然与人工之间、人类与文字之间的关系的方法”[33]。

当代诗歌的乡土经验写作呈现出新的变化,情感的抒发从单一向度的赞美、喟叹、遗憾发展为更加立体复合式的矛盾体结构。换言之,乡土经验写作成为繁复杂陈的场域,当代诗人在乡土经验的表达方式上禀赋各异,乡村经验与乡土文化的检视和言说,成为我们对当代生活“场域”的一种诗学辨认。不论是地域书写和异域他乡的民俗风情,抑或是通过长诗和组诗来构筑乡土史诗的理想,以及针砭时弊地反映农村医疗薄弱、教育失衡、养老风险等现实问题,多样化的乡土经验写作在客观上凸显着独立的个体意识与生命关怀。乡土经验的关切与怀旧,其意义不局限于重温老屋炊烟似的静态意象,也不仅是叙说流于表层事件的巫傩民俗或贫困愚昧,今天的文学乡土成为饱经忧患和满载回忆的乡土,“乡土”成为理性多元同时直面未来的新兴媒介,成为个体与时代展开内在对话的一面多棱镜。当代乡土诗学在撤下“神坛”的同时,亟须挣脱和走出“泥淖”,逐渐演进为一种智性的、日常的、多元的诗意表达。吉狄马加的彝族谣曲,潘维诗中的江南故事,伊沙笔下的川陕方言,沈苇抒写的边疆风情,陈先发难舍的古典意绪,傅天琳吟唱的柠檬叶子,以及蓝蓝心中拔节的忧伤,张执浩勾勒的绵延夜色,诗人们将精致而个性的乡土经验描勒为一种诗性的智慧言说和抒情漫游。值得注意的是,杨炼、萧开愚、雷平阳、欧阳江河等人的长诗写作,其乡土经验的语言试验具有史诗性的维度,如诗人雷平阳的云南印象具有开阔深沉的视野和嵌入文化的深度。“就像今晚/ 以后的每一年清明,我都只能,在坟地里/ 扒开草丛,踉踉跄跄地寻找故乡”[34],以及诗句“我曾一再地提醒我的故乡的人们/ 想跪在村口,哀求人们转身/ 但在人们眼中,我也是一个死去的人”[35],雷平阳乡土抒情的主体形象是云贵高原似的健美、强势、突入的特质,但其乡土经验写作并未因为强势而减弱悲哀和疑虑,反而透过深情的省视与智性反讽的糅合练就了一种内在的恢弘。

禹建湘在《现代性症候的乡土想像》中强调,历史糅合乡土的亲情与伦理进入文学之中,随之带来的是无法辨明黑白的小历史观,“小历史观更多地是关注人性在历史事件中的磨难,关注乡土人生在历史进程中的心灵创伤”[36]。但实际上,以文学文本的知识逻辑反思当代文化的格局,与其说当代诗歌的乡土经验写作在消解传统的崇高而恢弘的乡土观念和宏大叙事,不如说乡土的本来面貌正在重新得到反拨与纠正。与革命和政治的主线不同,乡土抒写的历史脉络在诞生之初就可能埋存着与精英立场及其知识话语的差异,这一异质性因素在当代社会呈现出更加自由多元的生长姿态。围绕乡村与城市的二元对立和城乡界限的相互弥合,以及历史发展遗留下的主体身份问题成为切入当代农村与农民生活的关键;在诗歌场域中呈现的乡土记忆和文化感怀背后,本雅明式的震惊体验与救赎美学不再是唯一的主题,日常生活审美化使当代诗歌中的乡土经验写作远远溢出乡土自身的界阈。新时代下的乡土怀旧更加凸显当代社会的文化需求,触摸着当代农村发展和农民生活的脉搏。张柠在《经验的碎裂和意义的困境》文中谈道:“在经验的废墟之中搜集经验碎片,并将它拯救出来,特别是在表面上看不相干的经验断片之间,建立起关联性。”[37]经验碎裂的状况存在于每个时代,但乡土经验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现代社会、现代性体验时刻保持着互动与联结。

五、结语

乡土成为个体与时代的一种对话或同构,既凸显矛盾更预示着某种机遇。“乡土”置于眼前,显然我们面对的不仅是词语本身,更是“词语背后的作者用意、读者接受、语境作用”[38]。写作的主体往往是一个复数,远远超过作者本身。当代诗歌的乡土经验写作尽管表面上繁花簇锦,但实际却可能稀释或遗漏掉一些应该重新关注和辨认的问题,需要写作主体、读者、时代语境所处的多维空间共同努力,重新激活当代诗歌的乡土经验以抵近诗意的精神原乡。乡土已经融入时代的文化逻辑,融入我们此刻与自身,正如王德威对原乡文学的论述,“这些作品已经发生了单纯乡愁以外的影响,为我们的社会总体叙述行进,注入对话声音”[39]。以乡土的贫瘠与困厄来审视当代诗歌乡土经验的写作传统,旨意并非在批评或粗暴的贬斥,而是寄希望于以跳脱和超拔的视野直面当代诗歌文本中的乡土书写与原乡想象,运用更加审慎的态度检视乡土经验的原生内涵与写作的历史主体性,一代人纸上的还乡旅程充分获具某种丰富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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